中午在饭堂吃饭，吃了一半就觉得食欲不振。然后从饭堂回到办公室，头就痛了起来，浑身乏力，遂立即回宿舍睡觉。躺在床上的时候，头痛越来越明显，睡得一点也不踏实。待到起身后觉得身体更加乏力。
到了办公室就开始发烧了，面颊一阵比一阵地发烫。Shirley注意到我的脸庞明显发红。
大约3：30，我在校医院量了体温，38.3℃。医生开了一些药，打了一针退烧针，嘱咐我还要打点滴。她问了我还在发冷，就料定我的体温还要继续上升。我有些担心自己了，没想到这次生病突然来得这么猛烈。
偷偷地想:“不会是禽流感吧？那就是广东第一人了，哈哈。估计副省长欧广源再也不敢摆“百鸡宴”，鼓励大家吃‘放心鸡’了。”
手头里还有一些事情需要来完成，何校晚上请我们招生办去番禺吃饭也不能去了。我倒感到有些窃喜，生病后浑身困倦，正好借打点滴有些时间来静静地躺一趟。
草草吃完饭，再去校医院，医生与护士都换了人。好多大大小小的学生在里面吵吵嚷嚷的。不出所料，我的体温升为38.6℃，这时候是7：25分。
医生是个老头子，眉毛长长的，开始以为我是学生，脾气有些横。护士大约26左右的女人，张得一点也不漂亮，脾气也不怎么好。他们知道我是学校员工后，态度才有所改变。护士对我慢慢客气起来，但是她的扎针的技术不怎么样，捏着针头在我的左手背上，插进去觉得不对又拔了出来，反复几次，终于放弃了，换了我的右手。本来进来的时候拿着报纸，准备用右手看报，手机也放在右手边，以便随时发短信。但是被她这么折腾后，我的两只手都“负伤”了。也许她觉得自己欠了我似的，扎好针后就找来了一个热水袋垫在我冰冷的手下。我算对他有些好感了。
给兜兜发了短信，告诉我有事不能通电话，等10点钟我再打电话给她。她有些好奇。
8：45的时候，护士又来量了一次体温，39℃，这时候两瓶已经打完了，她又来拿一瓶。老医生拿来一付药帮我服了。
10：00，我的体温仍是39℃。护士看了又看体温计，有些疑惑，问我出汗了没有。我说吃过了。她笑了，又重复了一篇遍刚才的话。我才知道自己听错了，心里也乐了。
兜兜还是打来电话了，我才告诉她我生病了，正在打吊针。那家伙有些吃惊，嘱咐我好好保重。之后又发短信给我，千叮咛万嘱咐，比如晚上不要冲凉了，不要裸睡等等。
10：30，身体才开始冒汗，体温也回到了38℃，第三瓶也打完了。老医生前来探视，我们从老家的所在这个话题攀谈了起来。原来他是上海人也是老交大，1956年从随上海交大迁到西安，对西安及周边地区颇有了解。
等回到宿舍已经差不多11点了，浑身轻松了好多。一边烧着开水，一边记载我的生病经历。
